林语堂有没有因为喜欢苏轼而贬低王安石
林语堂有没有因为喜欢苏轼而贬低王安石
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。导致北宋灭亡的,恰恰不是革新党“王安石”,是保守党“司马光”。我不评判林语堂的人品如何,仅就事论事。林语堂写《苏东坡传》贬低王安石很正常,因为苏东坡是保守派,而王安石是改革派,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是对立的。问题是,林语堂似乎非常推崇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,而苏洵更是作《辨奸论》对王安石进行了强烈抨击,而林语堂显然认为苏洵的说法是对的。
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,其中就包括“林语堂”。民国时期,所谓的一大批“国学大师”,严格地来说都是“西学大师”。这批人,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,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,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,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。这一批人,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,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。
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,都有一个通病,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,主张全盘“西化”。比如,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,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,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:“汉字不灭,中国必亡”。陈寅恪等人,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。
究其原因,甲午战争的失败,证明了“洋务运动”的彻底失败。人们开始从人种、文化、思想、制度等方面,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。“新文化运动”,首当其冲就是砸烂“孔家店”,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劣根性”。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“大师们”,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,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,真的是“功不可没”。
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,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,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“国学”的时候,“西化”的思想加上“有色眼镜”看历史,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,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“国学”,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,那是必然的结果。
林语堂50岁以后,于1947年写成《苏东坡传》,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,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,不是肤浅的问题,而是纯粹的“混血文化”,他对王安石的指责,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,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,也有点过头了。
北宋软弱的原因,在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,重文轻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中,总是“小胜而大败”,1004年,宋对辽的“澶渊之盟”,1044年的庆历合议,北宋每年送给辽和西夏银30万两,绢25万匹(折合白银150万两)。这两项岁贡成为北宋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到了神宗时期,北宋的经济已经接近破产,这才催生了“王安石变法”。新法尽管不太完善,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点问题,但是,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错。错就错在,神宗死后,以司马光为代表的“旧党”,彻底废除了新法,北宋彻底失去了最后一次“变法图强”的机会,北宋的经济到徽宗时期,也就彻底的崩溃了。
王安石死后,苏东坡等人也认识到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弊端,苏东坡就和司马光决裂了,但是,苏东坡也是回天无术了。苏东坡从京官贬为地方官,在惠州、琼州(海南)为別驾时,朝廷共欠苏东坡奉银600多两银子。可以想见的是,作为地委书记、副书记的工资,都拖欠成这个程度,实际上北宋经济已经彻底破产。
北宋亡于司马光废除王安石“新法”,废除新法后北宋财政破产,财政破产后必然横征暴敛。梁山泊的“下湖税”,直接导致渔民和官兵的对抗,拖欠饷银造成部分官兵反叛,横行河朔、数万官军不敢挡的“宋江起义”爆发了。宋徽宗在江南搜刮“花石纲”,催生了“方腊起义”。数年后,仅仅七万金兵,就攻破东京汴梁,徽钦二宗都做了俘虏,北宋灭亡了。
说实在的,民国时期的留过洋的所谓“国学大师”,都是混血型的专家,他们对西洋文化的了解,远远的多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。因此,林语堂、鲁迅、陈寅恪们,才会语出惊人,故作“大师”之状。这些全盘西化的“大师们”,把他们称为“西化大师”更恰当,张大千毁掉的敦煌壁画,比他创作的“国画”,值钱的太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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